1945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联邦由六个民族自治共和国组成,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政府,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邦议会及其所属职能机构由各共和国选出的代表组成,共同行使最高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应该说,以社会主义联邦制来解决民族问题是南历史上实质性的一大进步,而且行之有效,成就明显。在联邦框架内,各民族以前那种互相戒备敌视的倾向基本不见了,代之以合作与互助,族际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一派民族和睦团结的气氛。所以,认为联邦时期前20年是南历史上民族关系最好的阶段是有道理的。与此相应,作为自治共和国之一的克罗地亚与联邦及塞尔维亚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但这并不能说明旨在谋求独立的克罗地亚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这是因为:在民族关系改善的同时,仍存在许多影响民族和睦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还存在,就潜藏着民族分裂、对立乃至要求独立的可能。具体说来,克罗地亚与联邦中央及塞族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政治地位问题。尽管宪法赋予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克罗地亚人仍感到不平等和受压抑。鉴于二战间乌斯塔沙反动政权存在这一史实,警察局一直保留着130万克罗地亚人的特别档案,这在克罗地亚人看来是一种无形的戒备和监视。而且,任何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流露都可能会被联系到乌斯塔沙,受到严厉批评乃至弹压。难怪有人抱怨:“克罗地亚仍等同于乌斯塔沙”。政治生活中不平等的另一注脚是克共党员数量占南共总人数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建国初这一比例为30.7%,1963年降为21.1%,1978年再降为17%,而同期克罗地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之比是23%—21%。如果再细算,克族党员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在克共联盟,占克罗地亚总人口14%的塞族,其党员数高达24.2%,占总人口80%的克族,其党员比例仅为64.2%,且克共总书记一职也多由塞族人士担任。南共联盟党员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5%,而克族党员仅占克族总人口的4.9%(1978年)。克族在联邦行政机构和军队干部中所占比重同样远低于人口比重,前者仅为8.6%,后者也不过15%(1969年)。这在定程度上说明南共中央对克罗地亚人不够信任。政治上的这种不平等构成克罗地亚民族独立倾向存在的基础。

    其次是经济利益问题。由于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基础较好的克罗地亚在为联邦作贡献的同时自身的发展受到人为限制。1946—1960年全国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为4.1%,而克罗地亚为3.7%。60年代后期,从贝尔格莱德联邦银行拨出的贷款58%用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仅得16%。克罗地亚对联邦预算的贡献很大,1965—1971年克罗地亚把约30%的财政收入上交,联邦外汇收入的50%来自克罗地亚,1971年度联邦外贸逆差50亿美元,而克罗地亚的顺差达20亿美元。但克罗地亚仅能支配其外汇收入的10%左右,在道路、港口、造船、海运等基础建设上克罗地亚也不能得到联邦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所以有人便认为,“克罗地亚的利益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甚至连贝尔格莱德方面也曾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克罗地亚被剥削了”。经济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是克罗地亚民族仍要谋求独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