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有一个叫马克希姆的公园,面积有1300多公顷。当今世界,拥有森林公园的城市不少,但大多森林公园的森林都是人工种植,属于植树造林造出来的,而且大多处在城市郊区。萨格勒布的马克希姆公园则在市中心,而且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原始森林。城市中心不是当今欧洲城市到处可见的城堡、王宫、教堂,却是树木参天的森林,林荫气爽,鸟语花香,这就要归功于13世纪时的一位大公了。萨格勒布在古代是一片莽莽苍苍的森林,13世纪建城时,当时公国的大公,划出一片森林保护起来,并公示天下,禁止毁坏林木,禁止在森林中搞任何建筑。经过几百年的朝代更替,这片保护起来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如果没有这位大公的远见卓识,克罗地亚人民上哪儿享受这“市中桃源”去?这就难怪今天的萨格勒布人悠闲漫步在林间,呼吸着清新甘甜的空气,沐浴着迷雾一样的阳光,就会想起那位给他们带来永远恩泽的大公了。

    克罗地亚大公的护林之举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当了唐太宗的女婿,并不意味着唐蕃之间从此就和同为一家了,两者之间的战火还是不时燃起。贞观年间,松赞干布就曾攻下今四川阿坝州、松潘一带。定居下来的士兵大肆烧山围猎,毁林开荒,扩充牧场。松赞干布知道后十分气愤地说“:入地狱的人们,你们吃先王饭,造子孙后代的孽,把森林毁光,今后不打算过日子了吗?”随即下令将剩下的山林分成神山和公林。神山归佛祖所有,由寺院负责看管,严禁侵犯,违者杀头。公林属各部落,寨子共同管理使用。这一规定据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执行。国家自然风景保护区九寨沟恰好也在这一范围之内,得到较好的保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松赞干布立下的规矩一直执行到20世纪50年代,那么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后就不再执行了,九寨沟差一点面临灭顶之灾。1960年代,松潘一带的森林已经被砍光,森工大队又浩浩荡荡地进军九寨沟,仅仅用了10多年时间,九寨沟大片原始森林就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从海拔2000米的九寨沟口,沿沟上行60公里,一直到海拔3000多米处,沟两边近10公里之内的所有大树均被砍伐,空留下一个个树桩,一蓬蓬蒿草”。后来由于在九寨沟发现了大熊猫,才于1978年建立了九寨沟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只能保护九寨沟内部而不能保护外围地带。沟内的砍伐停了,沟外的砍伐却日益加剧。一直到1996年10月,记者还在披露“从阿坝州往外运送木材的大卡车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平均每辆卡车上装有12至18根大树干,每根直径30厘米以上。树种多为寒带红松和红杉,每棵树龄都在百年左右”。1996年12月彻底停止砍伐的时候,九寨沟已是被广大荒漠地带包围的孤岛绿洲了。

    哲人有言: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疑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社会统治的化身,各级大小官员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口头说说,还是身体力行,效果绝对不一样。有那么少数官员,嘴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是为人民币服务,有钱不该办的也敢办,没钱该办的也不办,而松赞干布、克罗地亚大公则有一颗真正的爱民之心,封山护林,利国利民,功德无量。有那么少数官员,善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陷于文山会海之中不能自拔,而松赞干布分林护林,责权分明,思路清晰,措施得力,不愧为大手笔。克罗地亚大公也不含糊。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某些官员交出的答卷可不像松赞干布、克罗地亚大公那样令人满意。

    热衷于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的,是他们;热衷于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大收礼金大办宴席大建坟墓披麻戴孝大哭大嚎)的,是他们;为了所谓GDP的增长,大肆糟蹋环境,叫嚷什么“先要繁荣,后要市容”的,也是他们。我们不是颇热衷于树典型吗?今天学××,明天学××,其实什么典型都不用树,松赞干布、克罗地亚大公就是最好的典型。如果连封建首领和官员都学不来,你让他学焦裕禄孔繁森,岂非拔苗助长对牛弹琴?少数官员明明不把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总是让民众承担改革的一切灾难性后果,还信誓旦旦地说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明明以压榨盘剥百姓为能事,却拍着胸脯说什么勤政为民,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指望他们引导群众挣脱各种封建陋习的羁绊与缚缠,带领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使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岂非缘木求鱼?